2021/12/4
姜宝林
山东平度人,1942年生。1962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由潘天寿、陆维钊、陆俨少、顾坤伯亲授。1979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山水研究生班,是李可染的研究生。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画院院委、研究员,李可染画院副院长。
姜宝林作品欣赏
缅怀宝星小哥手足之情
宝星小哥去世已经二十年,他的音容笑貌,对我的手足之情与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至今都历历在目。这二十年里,小哥的亲切形象以及言谈举止常浮现在眼前,恍如昨日,我从未感觉他离开我已这么久。
我的父亲姜春溥,老实忠厚,聪明善巧,为人低调内向。母亲代素芝,乐观开朗,反应敏捷,人缘极好。我有两个哥哥,大哥姜宝恭,小哥姜宝星,都出生在老家平度七里河村,小哥正好遗传了他们的良好基因:稳重而内向,低调而不张扬,聪明而不外露,勤劳而能干,与人为善。他的见解总能得到大家的肯定,极受尊重,所以他每到一处都很自然地成为核心人物。
家中祖辈务农,历代文盲。父亲兄弟四人,生活艰难。父亲读过两年小学,成绩极佳,打得一手好算盘,婚后到山东蓬莱刘家沟的一家杂货店当伙计。父亲聪明厚道,踏实能干,很快得到老板赏识而成为账桌先生(会计),后又做了四掌柜(前三掌柜是东家,四掌柜仅是管理)。生活平稳后,父亲把母亲和两个哥哥从平度老家带到了蓬莱刘家沟, 我便出生于此。小哥15岁(虚岁)那年,小学未毕业就踊跃报名参加了八路军,成为许世友的部下,转战山东,一共参加了19次战役,多次负伤,每次都是稍一恢复便又重返战场,真是“轻伤不下火线”。最后一战是三合山战役,小哥所在的班伤亡惨烈,几乎全部牺牲在战场上,在打扫战场时,发现小哥竟然还活着。是一枚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将他炸昏,后来经过抢救挽回了生命,但遭憾的是左臂完全残废,加之旧时的腿伤,已不能重返战场(被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1948年,小哥从部队回家探亲,他用残废的手握着我的手拍了张合影,这是我最早的照片,也是我与小哥的第一张合影。小哥1949年复员还乡,于19岁从蓬莱回到平度完婚。解放时,父亲所在的店铺东家逃走,店铺破败,我们无地无房,小哥参加八路军成为军属,在蓬莱分了大瓦房和土地,但是思乡心切,随后举家迁回平度,将蓬莱土改时分到的田产全部交公。小哥则进了平度一中上初中。学校的美术老师彭健是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毕业,对小哥极为厚爱,且对他影响很大。那时,二伯家的哥哥姜宝善在青岛国棉一厂工作,业余时间擅用放大尺画人像,小哥假期去青岛探望时便学会这种画像方法。从此小哥走上了绘画的路。我小时候,经常观看小哥用放大尺画像。我自小体弱多病,又很乖巧,所以家人尤其是小哥对我格外疼爱。我俩自小就格外亲近。小哥初中毕业以后,在青岛沧口工人俱乐部电影院画广告。上小学时的一个暑假,小哥邀我去青岛,我非常兴奋,这是我首次去大城市。父亲在平度送我上汽车,小哥在沧口汽车站接我,和小哥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快快活活地过了一个暑假。在我回平度临别时,依依不舍,一路哭着回到平度。
在我小学毕业考入平度一中的日子,除了按照教学计划上美术课之外,还参加了业余美术小组,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彭健老师用毛笔在宣纸上画山水,感到很神奇,心中无限向往,那时下定决心一辈子要画山水,彭健老师也就成为我的启蒙老师。对于我画山水的坚定志向,小哥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后来小哥也因为工作出色从沧口调到了青岛市工人文化宫。
在我初中毕业时,农村普遍贫闲,家庭生活艰难,父母力主我考技校,技校管吃管住,毕业后有工作,可以挣钱养家。此时小哥坚决支持我考高中,而且坚持带我到青岛上学,我的文化课成绩一向很突出,报考了青岛九中,一考即中。九中前身是一所百年老校,由德国传教士礼贤创办,引入西方教学方法,在当时首屈一指。学校就在文化宫对面,吃住睡都和小哥在一起,生活方便,学习方便,这是小哥为我作的选择。过去农村孩子考入青岛学校读书,户口是随之迁到城市,但是,1959年突然改变政策,农村孩子即使考入青岛的学校也不准将户口迁到城市。经过小哥万般努力,我的户口终于迁到了青岛,从此变为城市户口。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重要转折点,完全得益于小哥的坚持和努力。
高中阶段,我白天在学校里学习文化课,晚上跟小哥学画。当时小哥在文化宫文艺组负责全市工人的业余美术工作,下设“职工画室”,工人在业余时间到职工画室有计划地进行美术训练和创作,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我随工人们一起进行素描、色彩训练。当时工人大哥大姐都对我很好,如刘文泉大哥手工焊接为我做了一个水彩盒,我就读浙江美院时还在使用。青岛夏日凉爽,小哥经常邀请全国各地的艺术家避暑、写生、展览、讲学,如中央美术学院的候一民、邓澍夫妇,鲁迅美术学院王盛烈夫妇等等,我都紧伴身边看他们写生。1960年春天,小哥接待了中央美院陆鸿年先生带64届学生来青岛写生,我紧伴在侧,从中受益匪浅,这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
这期间我搞过两次创作,一张木刻《拾麦穗》,一张水墨人物画《赶驮子》,此幅作品还入选了青岛市美展。另外小哥又给我介绍了当时青岛最好的两位国画家——青岛一中美术老师赫保真与青岛二中美术老师陈寿荣两位老师。赫老师为人和善,教学认真,技法全面,工笔写意格调都很高。一见面他就送了一本木版《兰亭序》给我,这成了我的第一本字帖,临写不止。陈寿荣老师率直热情,技法全面,书法、人物、山水、花卉、篆刻皆精通。每星期我与挚友刘栋伦、任全塾分别去他们家一次,向他们请教,他们都悉心指导,热情示范,并借临本和布置作业。陈老师擅篆刻,我1959年冬的处女印“宝林之印”就是在陈老师指导下刻就的,至今还在用。总之,高中三年,在小哥指导下,我初步打下了西画和中国画的基础。
我和小哥住在文化宫图书馆二楼舞厅西北角一个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同睡一张单人床。那时臭虫很多,经常被咬得睡不着觉,夜里常开灯捻臭虫。同在文化宫食堂用餐,一块儿点菜,一块儿吃饭,朝夕相处,时时受到小哥为人、做事的影响。回忆往事,记忆犹新。
小哥为人正派、低调,勤奋努力,在文化宫年年被评为先进。小哥除了组织工人学习绘画外,自己也在坚持搞油画创作,他画过《轻伤不下火线》,画的是一个战士受伤后坚持奋斗的战争题材,其实也是他过去战场上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生活写照,这幅作品是他早期的代表作。1960年, 小哥被组织保送到中央美术学院吴作人工作室进修油画,班上同学有高泉、崔开玺、刘秉江等。在小哥继续学习期间,家中发生了大变化。先是嫂子重病,在青岛市立医院住院做手术,由我一人昼夜照顾。接着是父亲在老家重病在身,处境十分艰难,整个重担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当时一边上学一边奔波两地照料家庭。而此时小哥长子姜迅又在沧口幼儿园中高烧不退,于是我将侄子接至文化宫照料。此时,我接到了父亲病危的电报,心急如焚地带着幼小的侄子奔赴平度老家七里河村,正赶上那年冬季大雪,公路交通中断,于是我抱着姜迅坐火车到高密,打算再转汽车到平度,可是那里汽车也不通,就在寒冷的火车站怀抱侄子熬了三天三夜。到平度下汽车我踏着雪去往七里河时,路上遇到四婶得知父亲已故,我顿时如五雷轰顶,见到父亲的遗容,更是悲痛欲绝。当时两个哥哥都在外地,所有事情需由我一人主持处理。在家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尽我所能将父亲安葬,然后含泪写下了给小哥的信。我还清楚地记得,此信的第一句话是:“我是含着热泪给你写这封信的。”后来,小哥美院结业回来,便将母亲接到青岛,以一人59元的月工资养活整个家庭,家境的困难、小哥的辛苦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我恰好高中毕业,面对家中的困难,母亲再度反对我维续求学,此时小哥仍旧支持我的学业,在小哥的坚持下,我得到了报考浙江美术学院的机会。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是由青岛乘船坐最差的五等舱到上海,再转火车去杭州。临行前嫂子为我烙了一书包火烧,装上咸菜,供路上和考试时食用。长途的奔波加上杭州的炎热,让我这个在青岛凉爽气候下生活惯了的山东人难以忍受,气候的不适应与自身的贫困,条件极其艰苦,连用来解渴、消暑的三分钱的冰棍儿都没钱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度过了考试的几日。回来后,我正在参加北大历史系最后一门俄语考试时,接到了浙江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由于在杭州考试期间气候炎热我突发脚气,进而发炎流脓,直到9月15号才去浙江美院报到,整整迟到半个月。开学时,我申请到的乙等助学金(7.5元)不能维持我起码的生活和学习,小哥又从59元的月收入中每月寄来10元,这是他力所能及对我的最大支持,而此刻他的家庭负担何其重。在杭时我只以一件父亲留下的旧的老棉袄度过阴冷潮湿的冬天,平时省吃俭用,这样才维持了我的第一学年的学业。第二学年我申请到了甲等助学金(14.5元),解决了生活的全部费用,但学杂费用仍是空缺。此时,小哥的第三个孩子已然出生,生活压力更大,万般无奈,母亲外出给人做保姆看孩子挣来几块钱寄给我,这让小哥节省了寄给我的生活费,相对缩减了家里的开支。那时正值自然灾害,物质极度贫乏,当时发的点心票、牙膏票、肥皂票、汤票、布票等等全都没钱买而送给他人。虽然如此,小哥一如既往仍然在精神上和生活上支持着我的学业,直至我毕业。1967年, 我从浙江美院毕业,由于“文革”延迟到1969年才分配到奉化县文化馆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母亲接到奉化,从此尽心孝敬母亲,直到她101岁在北京寿终正寝。这期间小哥多次到奉化探望母亲及全家。还凭借他的一只手,利用旧木料为我打造了一个书架,至今留作纪念。“四人帮”粉碎后,教育事业走向正规。我为改变现状,怀着完成山水事业的志向,决心报考中央美术学院李可染先生的研究生,小哥坚定地支持我,并为此寄来费用。1979年6月,在北京中央美院完成考试后,我去青岛看望小哥全家。小哥非常高兴,他带我拜访了张朋先生,过了几天,张朋先生为我画了一套册页送来。张朋先生埋名几十年,也是小哥首先发现并不遗余力地予以宣传。我在中央美院读研究生期间,小哥也多次到北京看望我,并带我游览了长城、天坛等地。
我从初中升高中的人生转折,和高中毕业时考美院的人生抉择,以及我读研究生的重大理想,对我来讲可谓三次重大转折,它们关系着我后来的人生路和艺术路,而这三次大的转折都是由小哥的支持才得以实现。这是兄弟间的手足之情一世上难得的真情。
后来小哥担任了青岛市文化宫文艺组组长,又升任青岛市文化宫副主任,然后调到青岛市总工会文体部做副部长。这期间小哥一直努力地做着大量的工作,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从而得到众多美术界同仁的拥戴。
小哥爱才,热心育才,他不仅为工人美术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还培养很多学子考入了各大艺术院校。我就是其中一员。
退休后,小哥又继续发挥他的力量,凭借他的声望和努力筹备建立了青岛油画院,这是全国第一个油画创作院。他的人生前期交给了解放事业,作为一个革命军人立下了汗马功劳,退伍时是残疾之躯。他的人生后期投入了青岛市的美术事业,呕心沥血,在工作中建立了青岛的美术创作队伍,为繁荣青岛的美术事业贡献了他生命中的大半时间和精力;他培养了大量人才,为各大美术院校输送了许多高材生,这其中有的后来成了领域中的核心力量,有的做了院校的学术带头人,有的走上领导岗位;后来的山东省壁画研究会到更名后的山东省油面壁画研究会都是由于他的发起、组织并由他的努力而最终成立,直至发展壮大影响到全国。
他一直不懈地努力工作,直至得了白血病,重病卧床,度过最后的十年,于1994年去世。小哥得病期间,我与大哥姜宝恭都牵肠挂肚,多次去医院探望,并拍下了三兄弟的最后一张合影。在我最后次去青岛探望即将离开的时候,坚强的小哥哭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哭。这哭泣中有他对生命的渴望,也有兄弟间的手足之情。而当时杭州家中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需要照顾,我不得不离开小哥。当时我拿着小哥的病历请杭州各大医院专家诊断,限于当时医疗水平,也都无能为力。经过多方共同努力,仍未能挽回小哥的生命。当我得知噩耗后,忍不住悲哭,急忙赶往青岛,一路恸哭。在市立医院见到小哥遗体时,更是万分悲痛,泣不成声。现在我仍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当时小哥寄来的病历。然而,这份病历成了我永久的纪念。
小哥病重期间,曾于信中嘱托,并当面叮嘱:三兄弟的坟墓一定要陪伴父母葬在一 起。于是,我努力在平度紫金山华侨公墓买到一块位置极好的坟地, 建立了四个坟墓。父亲的遗骨难以找寻,用他遗留给我的老棉袄建了一座衣冠冢;过早去世的大嫂也迁到了这块坟地;小哥的骨灰也由青岛安葬于此;后来101岁高寿的母亲的骨灰也和父亲合葬;前年去世的大哥也和大嫂合葬——圆满完成了小哥的遗嘱。
姜宝星先生作品欣赏
《新潮》105×98cm 油画 1984
《金色的阳光》油画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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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青岛市工人文化宫宣传网络部
编辑:陈昊
发布:文化宫宣传网络部